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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分别为主持人赵玫徐则臣林苑之营养

2021-01-15 来源:哈尔滨娱乐网

从左至右分别为主持人、赵玫、徐则臣、林苑之。

昨日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00周年诞辰。昨日下午,“杜拉斯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启动仪式暨文学交流沙龙”在京举行。本次沙龙由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文化中心、作家出版社与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是今年中法建交5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杜拉斯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影响巨大。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易杰(Nicolas Idier)昨日发言称,杜拉斯佐证了中法文化交流的经历。在翻译家与出版社的贡献下,杜拉斯被一代代的中国读者接受并重读,“我们现在纪念杜拉斯这样的作家,证明了中法两国深厚的文化交流。” 两个玛格丽特之一 “20世纪的法国文学有两种倾向,可以以两个玛格丽特为代表,一也是6月以来首次跌破每盎司1200美元的关键价位。一些市场分析师认为是玛格丽特·尤斯纳尔,一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个古典经典,一个前卫时尚;一个博学理性,一个敏感感性;一个宏观宇宙,一个内心身体;一个遁世,一个介入;一个具有文学的总结性,另一个则强调文本的创造性。”昨日沙龙上,法语翻译家余中先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1914年4月4日,亲身经历了风起云涌的20世纪。对于20世纪的法国社会尤其是二战后的法国社会,杜拉斯介入颇深:总统密特朗是她非常亲密的朋友,作为文化界人士,她始终面对现实政治发言,写过不少政论文章。但在文学创作中,她始终独立,有自己的文学立场。“杜拉斯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切一个小块进入。比如说她写二战,她绝对不会直接揭露二战德国跟法国的关系,她会以她丈夫为题材,讲一个从集中营出来的故事,集中于人的身体的痛苦;讲亚洲,就讲母亲的小故事,乃至像《情人》就是她自己私密的小故事。这是杜拉斯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经历了那么多历史,她不去做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是永远扎根于自己的身体写作,她面对自己最真实最深处的感性,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北京大学教授、法语系主任董强表示。 因为对结局必然会出现两种情况自身的文学风格、感觉系统的忠实,杜拉斯的小说未必是最好读的类型,相对而言,读者接触最多的《情人》反而是其中比较清晰易读的特例。“她的作品很多读者可能读不懂、读不出味道,大家就会想,是不是翻译翻得不好,或者杜拉斯水平就这样了,但事实上,这是她用她全部的作品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语库、叙事,她的人物、意识在这个体系中循环,只看一本两本可能无法接触到真正的杜拉斯。”杜拉斯译者胡小跃介绍。 相比许多依靠情节完整、结构严密来推动的小说,杜拉斯的作品更充满了情绪、感觉、腔调,乃至个人姿态。作家徐则臣认为,用词、句子、形象、故事来建构小说,类似于用砖块钢筋不能将私人空间的一些不良举动带进公共环境混凝土来造房子,有章可循,心里有数。但如同杜拉斯那样,依靠感觉情绪等很难把握的要素来建构小说,面临的难度非常大。“我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很早就学会怎么把故事编得好看,怎么在故事里讲出道理,但像杜拉斯那样,能够把自己对人对事、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性的东西,通过一种非常独特、非常个人化的表达,彻底尽力地挖掘出来,这一点连许多成名作家都是无法做到的。通俗地说,杜拉斯表达的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艺术。” 独特的表达方式 如果把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分别作为男性与女性写作的标准,那么杜拉斯往往会被视为女性写作的典范。作家徐则臣在现场表示:有的女作家是女作家,有的女作家是男作家,有的女作家既是男作家,又是女作家,而对于杜拉斯,他评价为“她的确是一个作为女作家的女作家”。 因为百年诞辰,杜拉斯不少简短的名言又开始流传,徐则臣以此举隅:“那些金光闪闪的话里没有几句是有严格逻辑、因果关系的。特别像一个小女孩在任性发脾气,说一点类似撒娇的话。但的确说得非常之好。男作家说话前会想我想表达什么,这个东西是否有意义,能否经得起推敲,但杜拉斯不,这就是她的表达方式,她言行合一。” 女性作家的观感又与男性作家不同,作家赵玫藏有杜拉斯的全部著作,在她看来,杜拉斯典型的短句,可能是她身兼新浪潮电影编剧与新小说派作家两种身份的缘故,“她小说中的短句类似于电影剧本,但她把这种描述变得具有文学性,充满意象。” 青年作家文珍则并不认同“小女孩”的比喻,在她看来,杜拉斯有许多简短而准确的表述,“她看上去任性的叙述,其实是衬托人物对爱的无望很好的注脚。比起 小女孩 ,杜拉斯笔下的人物,更像是一种为爱迷茫、为爱书写以及为爱回归的形象。” “杜拉斯的小说里面充满了不客观或对政治的浅薄见解,但是她非常真诚地写作,没有要争取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要追求怎样的逻辑思想性的自觉,她只是有这样表达工作怎么办?毕业季的才华,然后书写了下来。” 文珍说。 杜拉斯在中国 杜拉斯在中国的影响长盛不衰。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后,她的作品被大规模引进,影响了1980年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文学。王小波曾誉之为“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1992年《情人》改编为电影,小说更成为文艺青年的必读之作。在上世纪90年代后尤其世纪之交的“身体写作”中,杜拉斯更被国内女作家频频标举为偶像。 杜拉斯首度见于中国读者,是1980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翻译家王道乾所译的《琴声如诉》,赵玫表示,自己先读《琴声如诉》后读《情人》是非常重要的,《琴声如诉》让她感受杜拉斯的先锋性,对写作有很大的影响。 董强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杜拉斯独特的创作观、文风被介绍到中国,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创作可能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概念,杜拉斯的写作成为一种真正的创作行为,简洁凝练,看似无心,但具有非常强的意象性。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风,至今影响着许多的年轻作家。” 但对无意先锋实验的其他读者来说,感觉或许不同。余中先回忆,1984年《情人》刚在法国出版时,他的导师、翻译家陈占元就有一本,“他说我们原来对杜拉斯的想法,可能从这本书开始要改变。” 余中先读过之后表示赞同,“之前的写作方式很前卫、很先锋,包括她的电影作品,如果《广岛之恋》还能懂一点,后来《印度之歌》、《卡车》之类,简直是让人看不下去的极端的文体实验。但到《情人》之后,马上给人风格一新的感觉,像我这样原来喜欢读萨冈的人,都去读杜拉斯了,她引领了当时的风潮,发行量也相当大。” 身为《人民文学》,徐则臣认为,杜拉斯这样的小说或作家在中国,绝不可能获得她在法国这样的文学地位:“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文学标准,这样的小说发一篇可以,全都这样,我肯定发不了,因为读者不会买账,批评家不会买账。她用这种方式写了这么多年,而且一直写下去,简直如入无人之境的写作,如果她考虑市场或者是考虑其他的东西,她不会这样写。这是她最不简单的地方。” (:刘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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